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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 俞巍:破产法庭跨境破产案件管辖问题初探

主题演讲 | 俞巍:破产法庭跨境破产案件管辖问题初探

原创: 俞巍 中国破产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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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7日,“中国破产法论坛·跨境破产审判与营商环境优化专题研讨会”在苏州成功召开。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中国破产法论坛组委会主任王欣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超,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清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夏正芳应邀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19年度主席、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会议主席、泰国司法部常务次长Wisit Wisitsora-At 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北京市破产法学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苏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共同协办,旨在深入研究跨境破产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贯彻落实《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关于完善跨境破产制度的要求,推动完善跨境破产协作机制,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送嘉宾的精彩发言。现在为您推送的是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俞巍在“中国破产法论坛·跨境破产审判与营商环境优化专题研讨会”主题演讲内容,特此说明并致谢。

  

破产法庭跨境破产案件管辖问题初探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俞巍

(2019年9月7日)

北京、上海、深圳破产法庭今年初率先挂牌成立并已实际运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3家破产法庭的管辖范围均有跨境破产案件。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破产立法和司法开放包容程度的差异性,跨境破产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既有程序问题,又有实体问题;既有执行双边多边条约的问题,也有按礼让原则互惠合作的问题。这次最高法院明确把跨境破产案件作为一类案件列入破产法庭的管辖范围,可能是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跨境破产案件”这一概念,但并未明确界定跨境破产案件的范围。因此有必要对破产法庭的跨境破产案件管辖问题进行探讨梳理,以下仅为个人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跨境破产案件范围解读

跨境破产案件一般理解为适用跨境破产程序的案件。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有专门的规定。1997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境破产示范法》,为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提供了有效机制,其第1条规定了4项适用范围。美国2005年专门为解决日益增多的跨国破产问题制定了破产法第15章程序,即债务人财产位于多国且债权人来自多国的破产案件。该章基本沿用了示范法的规定,标题是“辅助程序与其他跨境破产案件”,取代了1978年破产法第304节。该章适用于:“(1)外国法院或外国代表就该国的破产程序在美国寻求协助时;(2)就本办法下的案件向外国法院寻求协助时;(3)针对同一债务人的外国破产程序和本法下的案件同时存在时;(4)外国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与本法下的案件或程序的启动或参与存在有利害关系时。”[1]日本2000年专门制定《关于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法》,引入了以示范法为基础的程序,规定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承认的取消、同时存在破产程序的处理等问题。此外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性文件还有2002年生效的《欧盟破产程序规则》,意在为跨境破产案件审理提供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

在我国语境下,跨境破产案件也可以理解为涉外破产案件。按照长期以来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范围的界定,当事人主体一方或双方为外国人、或其经常居所地在域外,诉讼标的物在域外,产生、变更、消灭民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域外的案件,可称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如果按此标准划定,跨境破产案件理论上大致应有如下几种:

一是破产司法协助案件,或称“跨境破产协助案件”。这类案件目前适用的法律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第二款。假设参照《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可以对应第1条(a)项:“外国法院或外国代表就有关事项外国程序事宜寻求本国协助。”在此我们注意到,官方文件出现了“跨境破产协助案件”与“跨境破产案件”两个概念。如何厘清概念,并进一步明确这类案件的归口办理?下文继续阐述。

二是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在域外,按照本国法或者双边、多边条约启动的非主要程序破产案件。如果对应《美国破产法》,是指外国债务人在美国有财产,允许在美国提起一个辅助程序,以管理位于美国境内的财产。据所看到的转载数据,美国法院适用破产法第15章的案件并不多,2017年为86件。由于我国尚未就跨境破产签订任何双边多边国际条约,也未参考《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等国际性文件修订破产法,因此至今还不存在所谓辅助程序(非主要程序)的破产案件。

三是债务人的国籍、设立登记地在域外,但其经常居所地或主要财产在境内而启动的破产案件。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人国籍(对于自然人)、设立登记地(对于法人)以及另有经常居所地均不在本国,则被视为“长臂”管辖,极易产生管辖冲突。但若外籍债务人的经常居所地在境内,符合《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欧盟破产程序规则》这些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性文件的管辖界定,可以推定其经常居所地为主要利益中心;[2]同时也与我国破产法关于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辖,以及民事诉讼法关于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地的界定相符。

四是债务人股东为外国人的破产案件,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外商独资企业破产。例如:2013年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重整案,该公司的全资控股股东为注册在维尔京群岛(BVI)的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PSS);2014年的中金再生资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案,该公司系注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金属再生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6年,韩国株式会社韩进海运的全资子公司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曾向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申请重整,后撤回申请。上述各家子公司均为中国法人,但是无论清算还是重整,都将改变既有的投资法律关系,故属于跨境破产案件。

五是债权人来自域外的破产案件。主要是指申请人为外籍主体,申请本国债务人破产。外籍申请人的身份确认需要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其债权人地位的确定需要外国生效裁判证明的,应当事先经过民事司法协助程序办理。

二、涉外案件与破产案件归口办理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归口办理的通知要求,有10类案件由涉外审判庭或专门合议庭审理。[3]其中有2类与破产案件相关: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民商事案件和跨境破产协助案件。

关于“一方当事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民商事案件”,如果认为包括外商独资企业破产案件,则应归口涉外审判机构审理。目前,绝大多数高级人民法院和东中部发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都设有专门涉外案件审判庭。如按上述归口要求,外商独资企业破产案件应当由涉外庭审理,而事实上破产案件不论何种企业类型集中归口商事庭或专门破产庭,才更加符合专业化集约化审理的客观要求。因此我认为,在最高法院2016年发文将破产案件类型划分与民商事案件单列后,外商独资企业破产案件与涉外案件的归口应当作出区分。

关于“跨境破产协助案件”,与“民商事司法协助案件”同属于涉外案件归口办理类型。两者都含有域外生效裁判的承认、域外法律文书送达、取证等司法合作的形式内容,在适用的要件上也都须具备签订双边、加入多边或者有互惠关系,以及强调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秩序等基本原则。但究其实质,跨境破产协助是否顺畅,衡量的重要因素是本国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权利的保护程度,这一点在《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上也予以关注。承认外国程序的临时救济和事后救济都是法院酌情给予的,法院要确信本国债权人利益得到充分保护,给予救济还可附加限制条件。[4]跨境破产协助最突出的特征,还在于涉及外国破产代表及债权人的地位和待遇、承认外国破产裁判的条件及方式、承认后的救济、法院所能采取的保护我国债权人利益的具体措施等在民商事司法协助中不会遭遇的多个特殊问题。例如,境内外不同债权人的清偿顺位;债务人财产处置分配是授权外国代表处理,还是指定本国的管理人处理;债务人财产转移至境外是否需要获得许可,等等。跨境破产协助案件既要按照一定的制度规范办理,又要衡平境内外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这正是破产案件的独特之处。因此,个人认为,跨境破产协助案件应当与破产案件归口同一业务庭办理最为合适。

三、跨境破产案件的级别管辖与集中管辖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梳理分析,以及鉴于最高法院批复未对跨境破产案件是否集中管辖问题予以明确的情况,我认为破产法庭的跨境破产案件管辖职能还可作进一步厘清。除了要根据跨境破产案件的内涵进行细化外,还应结合涉外民商事案件和破产案件级别管辖、集中管辖有关规定的意旨作出适当的安排。

从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要求看,是以中级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法院管辖为补充。具体哪家基层法院有管辖权,需要有最高法院批复指定。司法协助案件只能由中级法院管辖。故涉外案件管辖也可以说是以中级法院集中管辖为基本原则的。

从破产案件管辖要求看,级别管辖标准由各高级法院确定;中级法院是否集中管辖本辖区的破产案件,也由各高级法院确定。同为中院级别的破产法庭,上海、深圳破产法庭原则上集中管辖全市范围的破产案件,而北京破产法庭仅集中管辖全市中院级别的破产案件。今后其他地区设立新的破产法庭,同样也会有不同的管辖范围,这都是符合实际的正常情况。但涉及跨境破产,基于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个人建议应当统一归口中级法院或者破产法庭管辖:一是跨境破产案件的涉外性;三是跨境破产案件的司法协助性;三是长期以来基层法院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被授权性;四是破产案件本身的特殊性。

结论

关于破产法庭跨境破产案件管辖的建议概括如下:

1.破产法庭集中管辖本辖区的全部跨境破产案件。

2.跨境破产案件的范围包括:

(1)债务人注册在域外,但其经常居所地或主要财产在我国境内的破产案件;

(2)债务人为外商独资企业的破产案件;

(3)申请人为域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破产案件;

(4)在外国程序中获得授权的外国代表依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判决、裁定案件;

(5)其他破产司法协助案件。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查尔斯·J.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第3版),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第124-12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 根据《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第2条、第16条第3款规定:“外国主要程序”系指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实施的某项外国程序。如无相反证据,债务人的注册办事处或个人的惯常居住地推定为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指出,实际上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可能并非其注册地,对于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与注册地不同的情况,示范法规定可以推翻该推定。在这些情况下,确定主要利益中心要靠向与债务人有业务往来的人(特别是债权人)表明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其他因素。因此,应当考虑那些可独立表明某一国家为债务人利益中心的因素。

[3] 参见《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

[4] 参见《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关于第19条、第21条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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