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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阳:英国最高法院掠影

程雪阳:英国最高法院掠影

程雪阳 中国宪治网

〔作者简介〕程雪阳,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

2010年的5月底,西欧的天气异常的好,我就盘算着去英国旅行。虽然从荷兰到英国的飞机只需要一个小时,但由于英国没有加入《申根公约》,还是要办理签证,好在有伦敦的翟小波师兄帮忙,省却了诸多麻烦。

伦敦景点特别多,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津街,海德公园,以及到处可见的教堂,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学法律出身的学生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英国的最高法院。

说起最高法院,人们可能会觉得它一定坐落在一间高大雄伟、庄严肃穆的宫殿里,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该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称:

最高法院雄伟的建筑已成为最令人熟悉且最形象的法治标志之一。建筑师采用古典元素加耐用的建筑石料,恰如其分地抓住了法院在我们政府体制中的不朽角色。应当感谢那些制定宪法的天才,以及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捍卫宪法制度和宪法精神的伟大人物,是他们缔造了今天的最高法院和国家的司法系统,并使之成为世界各国司法的典范。

但英国的最高法院完全不是我预期中的样子,以至于第一次探访时,我居然没有找到该法院,无功而返。直到返回荷兰的前一天,当我再次来到威斯敏斯特区时,才终于在议会大厦对面的一栋并不高大的连体建筑中找到它。

由于之前参观议会大厦时已经对相关程序有所了解,我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法院,并从前台接待人员处拿到导游图和当天开庭情况的介绍书。得知最高法院院长菲利普斯勋爵(Lord Phillips)正在一号法庭审理案件,我便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兴奋地进入了该法庭——要知道,虽然本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既没有进过最高法院,也没有亲眼见过最高法院的院长。

当时,菲利普斯勋爵正与其他四位法官一道审理一起名为Ting&Ors(Respondents) V Borrelli&Ors (Appellants)的案件,因为案情主要涉及商业纠纷,我不是很感兴趣,遂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法庭内部的设置和法官的服饰上:法庭内部装饰颇为典雅,屋顶上方悬掉着美轮美奂的吊灯,墙壁上挂着一些著名人物的画像,地上则铺着极为精致的地毯。奇特的是,最高法院的法庭并不如同寻常法院“两造当事人,法官坐中间”那般,而是一个圆桌会议的设置。大法官们并不穿影视剧中的那种古典长袍,而是身着一种类似于西服的礼服——据说,在重大节日时,他们还会在礼服上搭上一个金饰带;每个大法官面前有一台电脑,但貌似并没有法槌;律师却带着假发,穿着如同影视剧里的那般;另外,双方律师并非分坐法官两边,而是共享法官席对面的半圆形桌子;若有律师要发言,便需首先起立敬礼,然后走到半圆形桌子的中间,然后开始陈述;大法官们偶尔也会打断律师的发言,询问一些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当天参与审判的除了菲利普斯勋爵以外,还有霍尔男爵(Lady Hale),她是英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法官。去英国之前,我曾看到过她的资料,毕业于剑桥大学,之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执教十八载,并出版有《家庭,法律与社会》等著作,是一位杰出的法律学者。1984年,她成为英国下议院一个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并领导一个团队从事家庭、儿童等方面的法律改革工作。2009年10月1日最高法院正式运作以后,霍尔男爵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跻身大法官行列。

参加完庭审后,我又参观了其他两个法庭,除了三号法庭归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使用外,二号法庭和三号法庭在装饰风格上与一号法庭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特别。倒是位于负一楼的展览室让人欣喜不已。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英国司法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英国司法制度所发生的变化,也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出来。

今天的英国最高法院主要是由上议院的上诉委员会演变而来,这一点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诚如罗宾·弗莱明敏锐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制度的发展往往是既不稳定,也不确定。”上议院的司法权并非自始即有,也不是无可争议的。

在13到14世纪时,组成英格兰议会的上下两院并不受理案件,而只是接受一些民众对地方法院判决的请愿。1399年,英国的下议院完全停止了这项工作,而将接受民众对司法请愿的事务全部交给了上议院。不过,上议院似乎也并不情愿从事这项工作,1514年到1589年间仅仅受理了5起请愿案件,1589年到1621年间则一起案件都没有受理。

1621年时,一位名为爱德华•尤尔(Edward Ewer)的诉讼当事人对地方法院的判决极为不满,坚持要求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当时的英王詹姆士一世就将其请愿书转交给了上议院。此后,上议院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民众的请愿书,甚至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相关事务。在最初阶段,民众需通过议会的书记员将请愿书转交给上议院,然后由上议院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是否接受此一请愿以及是否交付请愿委员会加以审理。然而,随着请愿数量的攀升,请愿委员会逐步获得了独立决定是否接受请愿的权力。

此后的请愿委员会事实上已经在行使司法职能,但由于没有法律或者惯例规定请愿委员会应当按照何种程序和标准来处理此等事务,所以该委员会也常常直接受理一些没有经过下级法院审理过的案件,这使得英格兰的司法管辖权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1667年,矛盾终于爆发。这一年,一位名叫托马斯•斯金纳(Thomas Skinner)的商人到上议院请愿说,英王查理二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垄断权损害了他的权益,因为此前他一直在此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对斯金纳的请愿进行回应,而是答辩称,这是一个一审案件,上议院无权管辖。上议院及其请愿委员会对东印度公司的主张置之不理,依然接受了斯金纳的请愿。东印度公司无奈,遂到下议院请愿,称上议院受理一审案件是不正常且离奇的。下议院支持东印度公司的主张却未能说服上议院。矛盾由此骤然升级,由一个简单的请愿案件逐渐演变成两院之间的斗争——下议院无法阻止上议院受理此案,于是就监禁了斯金纳;上议院则报复性地监禁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英王查理二世试图调和两院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不要再纠缠于此案,但遭到双方的拒绝。无奈之下,英王下令将本案所有的资料从两院的议事记录销毁,这才强制化解了危机。此次危机之后,也许是害怕再次招惹麻烦,上议院再也没有受理过一审案件,而仅仅是充当下级法院的上诉机关。这就是著名的托马斯•斯金纳诉东印度公司案。

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上议院继续充当着请愿受理机关的角色,但其对请愿事务的处理是一种政治性的决断还是一种法律性的裁判,性质并不明确——上议院所有的议员都能参与上诉案的审理,而且很多案件需要经过全院投票表决才可以作出判决。于是,这种并非由职业法律人组成的事实上的终审法院饱受质疑,有人甚至呼吁剥夺上议院的这种准司法职能。为了应对这些挑战,187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上诉司法权法案》。依照该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真正成为了一个受理重大或者极为复杂案件的司法上诉机关。另外,只有曾经从事资深司法职务2年以上,或者出任执业大律师15年以上的议员才可以成为上议院的常任法官或者非常任上诉法官,即司法议员(Law Lord)。虽然上议院其他议员均可自由出席和旁听案件审理过程,但事实上很少有非司法议员出席上诉委员会在每周四下午二点向全院所作的案件宣判会议。1883年,上议院再次发生了一些非司法议员企图通过投票干预司法判决的事情,但这次投票结果并未获得承认,此类事件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是在上议院议事厅内审理案件。但在二战期间,由于下议院议事厅因敌军空袭遭到破坏,下议院不得不移师上议院议事厅开会,上议院司法议员们顿时失去了办公场所。无奈之下上诉委员会不得不临时搬到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厅处理案件。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后,这一临时的应急措施却变成了一种常态——上议院的司法议员们再也没有回到议事厅工作,而是将这个委员会厅作为自己的固定办公场所。有评论家调侃说,感谢敌人的炮弹让司法议员们彻底从其他议员中分离了出来。

尽管伟大的孟德斯鸠曾经热烈地颂扬英国宪制,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分立、互相制衡是英国公民自由的保障,并以此作为灵感,论述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理。但事实上,英国不但信奉“议会至上”,而且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也并没有完全明确和清晰的界分。就司法权而言,尽管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成为独立的终审法院,但从形式上来说,它依然隶属于议会,并且与议会一起办公——尽管已经从议会大厦的议事厅搬到委员会厅了。所以,在外界和民众看来,立法与司法还是纠缠不清,甚至有评论家揶揄说,不知道那些“藏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幽长的走廊里的司法议员们”是怎么做出判决的。

2003年6月,执政的布莱尔政府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宪政改革法案》中得以落实。2009年10月1日,最高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在挂牌仪式上,最高法院院长菲利普斯勋爵宣布:

英国迈出了权力分立的最后一步。尽管这一步是通过相当缓慢的渐进变革实现的,但司法权终于完全与立法和行政分立。……这一宪政体制变革的核心之一就是公开,让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我们的审判工作……我希望,当一百年后人们回过头来回顾这一重大变革时会认为这是英国宪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看完最高法院发展史之后,还有三块展示牌与我在欧洲所从事的学习和研究密切相关,急忙掏出笔和纸,抄录下来:

其一,与英国议会的关系方面,这个刚刚成立的最高法院是这样自我定位的:首先,它承认自己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不同,不能推翻(strike down)议会的立法;其次,它强调自己可以通过判例法来更加清楚地解释国内法律和法令;再次,当国内法关涉到《人权法案》所承认的《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权利时,它有权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来解释国内法,并在这种努力不能成功时,做出“不一致宣告”;最后,如何处理法律之间的不一致,是议会而非最高法院的权力。

我曾经写文章谈及学界在研究司法审查时,总是对美国、德国、法国或者日本情有独钟,而对英国、新西兰、加拿大、荷兰这些与我国体制相似的国家却总是一笔带过,要么说它们是传统所致,要么说它们(也)是例外。学术上的“嫌贫爱富”导致了中国公法学界对近些年由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传统英联邦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弱司法审查模式”漠不关心,却对美国式的“强司法审查模式”趋之若鹜,结果不但不能说服执政党进行改革,而且连学术界内部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因此,英国最高法院的上述定位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二,就与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和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关系而言,英国最高法院宣布自己是联合王国的最高上诉法院。然而其同时指出,自己不但应当尽可能地按照与欧洲法一致的原则来解释本国法,进而确保直接适用的欧洲法在(联合王国)境内的有效性,而且必须保护《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依据《关于欧盟之运作条约》第267条的规定,当遇到欧洲法含糊不清但对相关诉讼的裁决至为重要时,最高法院必须向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申请裁决。对于拥有300多年“议会至上”传统的英国来说,接受欧洲法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至上性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法院常常认为,本国法是有约束力的,即便是它们与国际法冲突也不例外。然而,今天的英国最高法院既承认了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效力,也承认了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判决的效力。

其三,最高法院是全英国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机关,也是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刑事案件的终审机关,但苏格兰高等法院则对苏格兰地区的刑事案件保留了终审权。另外,尽管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将教会法庭,五港同盟海军法庭等法庭的判决上诉受理权转交给最高法院,但其依然对一小部分案件(比如来自毛里求斯等地的案件)具有终审权。

从法院出来时,我曾跟一名工作人员闲谈。当问到为何最高法院的建筑如何普通时——当然,所谓“普通”是从气势上来说的,事实上这座哥特式的建筑不但历史久远,内部保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而且本身也是二级历史建筑物——那位工作人员笑了笑,答曰,英国最高法院是一个年轻的法院,还没有一周岁,自然条件艰苦一些,不过慢慢会好起来的。我一想也是,美国最高法院不也是到了1935年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嘛!

在英国的一周,时间非常紧凑,白天是一个背包客,独自旅行,晚上则回到师兄的寓所,与他畅谈学术,分享见闻,觉得开心不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表面的浮华和喧嚣逐渐褪去,一些本质的问题才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挥之不去。

近代以来,宪政、法治和民主等理念大多发源于英国。19世纪之后,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兴起和在世界的扩张,宪政、民主、人权在英国人的隆隆枪炮声中播散全球,最后竟引发出一股应时而动、一发弗止的世界宪政潮流。几百年后,“日不落帝国”的子民退回到了自己的英伦三岛,但上述理念和制度依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骄傲。然而时事变迁之后,即便是曾经发达的法律制度,也在法律的全球化(特别是第三次法律全球化)浪潮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备受世人指责:一个以民主和保护人权为傲的国家,怎么能依然保留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不分的陋习呢?——欧洲人权法院曾经数次公开批评英国的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算是正式的法院;本国人民也抱怨说上诉委员会不公开、不透明,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终审判决是如何做出的。于是,先进变成了后进,特色变成缺点,引以为傲的传统变成了保守落后的陈旧愚见。

当英国最高法院即将成立的消息传遍世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在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高兴地宣布,“四百年前,英国将自己的普通法出口到北美殖民地,然而,近来它却进口了美国式的权力分立理念,准备将上议院的司法审查职能转移给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美联社则发表评论唏嘘道:“英国最高法院的设立,是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妥协折中之后迈出的一小步,这个以最高法院命名的机构将祛除英国人古老的宪法怪癖,兑现政府将司法和立法分离的诺言。”被人指责为患有怪癖却怠于改进,自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思乡”的英国人却只能耸耸肩,然后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喝了一杯威士忌之后作出的无聊决定;或者批评政府说,这纯粹是“为了改革而改革”,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5600万英镑)外,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又或者,搬出孟德斯鸠自嘲说即便是他老先生在世,也不会同意英国走这么远。但面对法律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法律美国化的压力,他们能做的似乎也仅仅是发发牢骚而已。

事实上,是否要设立最高法院,仅仅是这个落寞帝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当他们真的把最高法院建立起来之后,发现别人又在批评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杂乱无章”,或者直接质疑英国是否真的拥有一部宪法了。于是,是否要制定一部成文宪法便成为下一个需要英国人讨论的主题了。也许,这个曾经的文化殖民者已经发现,自己要么已经“被殖民”,要么正处在 “被殖民”的路上。

英国之于我,仅仅是域外的猎奇;我之于英国,也仅仅是个匆匆的过客。作为过客的我并不是要为一个失落的帝国吟唱哀歌,只是猛然间发现,即便是对于那些曾经发达,并且依旧发达的国家来说,什么是值得珍视和保留的传统,哪些是应当摒弃的陋习,如何在法律的全球化时代保留自己的传统,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随附英国桂冠诗人安得鲁• 姆辛(Andrew Motion)在2009年10月1日最高法院成立当天专门为最高法院专门创作的诗歌。

献给最高法院

安得鲁·姆辛(1999-2009担任英国桂冠诗人)

流沙随着潮汐涨落回到离散多年的陆地;

铸沙成石——石头被雕琢,然后运到这里

镌写联合王国的法律

画圆为方,落成最高法院。

法曹坐落于此,高举着正义的天平

面对着西敏寺和议会

但完全独立。只受缚于

公理与论辩。

判例千年在背后支撑——

群己权界的衡平

实现公正,履行职责:

将久远的慎思传承到今天。

新的法院建在旧的基石之上:

司法心智依旧自由如常

联合王国虽分为四,却宛若一家

理性的光芒平等地照耀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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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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