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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人的40年 | 陶景洲:北大的习法少年

7个人的40年 | 陶景洲:北大的习法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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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人的40年 | 陶景洲:北大的习法少年

盘古智库
2017-06-25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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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 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陶景洲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

陶景洲是安徽人,童年在乡下度过,父母不常在身边。1977年,他来到北京大学,和他一同从安徽去北京的还有李克强、张恒山。他们和来自全国的年龄各异的青年,一起加入了77级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传奇的大班。陶景洲是安徽人,童年在乡下度过,父母不常在身边。1977年,他来到北京大学,和他一同从安徽去北京的还有李克强、张恒山。他们和来自全国的年龄各异的青年,一起加入了77级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传奇的大班。

1

1971年冬天,界首一中校墙上结了层白霜,一叶无存的老杨树看上去比夏天干净。陶景洲嘴里冒着白气,穿着养妈缝的棉裤,直挺挺地晃进了教室。

养妈的针线活好,棉鞋底纳得结实,唯独没办法踩雪,陶景洲就等冰面变成暗灰色。沙颍河源出嵩山南麓,支流众多,隆冬河上结起厚冰,半个月也不见化。捡块大石头砸上去,纹丝不动,三轮车也能过。

13岁的陶景洲和同伴们在冰面上跑,跑得脚胀起来,脚底心丝丝痒。找块空地,他把书包一放,作业本上扯下两张纸,对折几下,后角压前角,最后变成四个角相互叠压的正方形“面包”。一个同伴将面包平放在地上,另一个就用自己的面包砸,谁把对方的面包打翻面儿,就赢他一个面包。日落黄昏,陶景洲裤兜里塞满面包,看一眼西边的天,到点了,一溜烟跑回家。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陶景洲背着书包出门,装模作样地喊一句“上学去了”,其实是野地里放风筝、弹弹珠去了。他没想到班主任会找上门,事情败露,父亲暴怒,抬腿就是一脚。那可是当年打过解放战争的腿,陶景洲脑子“嗡”得一下,身体已经飞到院里的轱辘井旁。脸上,手上全是泥灰。从那之后,他再不敢逃学。玩心收了,人又聪明,成绩不在话下。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徽县城,陶景洲在窄门的这边,世界在那边。

1977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资料图片

他还不知道火车是什么,去趟淮南就是出远门了。他不知道沙颍河以北还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冬天冰结得更厚,冰期更长。而若干年后火车将载着他穿过那些大小河流,到达另一个世界:北京大学。

2

2017年5月27日,北京东三环中路,空中有几个黑点被塔吊操纵着沿“中国尊”外立面往上升,有条不紊。两个月后,这座北京第一高楼将实现结构封顶,高528米,地下7层,地上108层。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没有一座楼超过10层,最高的建筑是烟囱。每天晚上7点,产业工人把运货的大卡车停好,灯一盏盏熄灭。低矮的化工、机械厂回归静寂,一片黑暗中,最亮的是星星。

近40年来,这里的夜幕愈发璀璨,北京CBD的街道正变成峡谷,在阳光下仰起头会有奇幻感。国际金融巨头、跨国公司总部纷纷入驻,北京每年有50%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入驻企业3万余家。

中国尊以北,嘉里中心28楼,是陶景洲日常办公的地方。

当他驱车行驶在中国各大城市,总能看到那些熟悉的公司: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LG、松下、日本电气、宝洁、微软、道达尔、纽约人寿…几十家外商独资品牌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市场,他挺欣慰。

28日中午12点,陶景洲刚刚结束一场仲裁。走进约定的餐厅,他对厨师礼貌地点头,熟练点餐,铺好餐巾,要了杯冰水。

陶景洲的北大学生证

话题进行没多久,他变魔术一般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枚学生证。正红色的封面烫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翻开内页,褪色相片里,依稀看见一张清俊的脸。

3

1978年2月,19岁的陶景洲背着棉被,从蚌埠上火车。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沙颍河,麦地,家门口的篱笆院,他喝干净的白酒瓶子,在绿皮火车的另一边迅速后退。月台上的风横着吹过来。他看见自家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最后滴了几滴水,便再也没影了。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1978年春节,高考完的陶景洲等了快两个月都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收到全国各个大学的通知书,欢天喜地地过年,心想,完蛋了。有天夜里,天气冷得要命,他喝得烂醉,让同学背着自己去教育局局长家睡觉。真的没考上?还是不甘心,吐了人家一地。谁知就在第二天清晨,教育局的叔叔把一封厚厚的牛皮纸袋塞到了他面前。

“赶紧醒醒吧,你的通知书来了,北京大学政法专业!”

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分为8个组,陶景洲所在的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1米76的样子,皮肤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但这个人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何勤华问坐在身旁的同学:“李克强是谁?”

“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一个干脆的声音传来。陶景洲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李克强比陶景洲大三岁,出生在合肥。1974年,李克强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四年中的多数时间,为生存而忙碌。高考结束,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而陶景洲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被母亲偷偷改成安徽大学。所幸发现及时,他又悄悄改了回来。

无独有偶,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陈兴良也没有报法律系。

最终,各路英雄都被绝密的北大“政法专业”选中了。

多年以后说起李克强,陶景洲觉得,那是一个勤于实践,不事张扬,具有法治精神的青年。有一年,两人都选修了一门“海商法”,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他们一同去天津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查勘卸货区。李克强仔细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一路上,工作与沟通能力极强。

当然也有苦恼的事情。进校时,他们几乎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掌握英语成为刚需。陶景洲发现,李克强两个裤口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鼓鼓囊囊的。上去一摸,好家伙,塞了一堆小卡片。正面写英文单词,反面写中文解释,他到哪儿都揣着看。陶景洲想,原来你是这样刻苦的人。

大三时,李克强已经开始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2013年的那场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以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在陶景洲眼里,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且真诚。

刻苦的人,他们的存在就足以成为学习的动机,随之而来的就是竞争。当年,陶景洲在班里年纪小,考不到第一名,心里不服气。有阵子他特沮丧,站在北大宿舍楼门前,朝南望,南边是家的方向。“为什么老考不到第一?”

一个年长他10岁的老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也许是担心这小伙子想不开,说:“能来咱北大的不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么?哪能像在老家?”

这一说,陶景洲放松了。

当年的“黄埔一期”,个个都是才俊,他们一腔热情,拥有知识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试图介入社会现实。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直觉:这个社会很快会有大变革,非常大的变革。

4

纪念册《未名的77》,班上同学人手一本

在陶景洲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那本著名的《未名的七七》。他利用业余时间与同班同学取得联络,将当年的照片、明信片、同学语录集结成册,封底写着“定价:无价”。

如今,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早已成为风云集体。纪念册里着朴素中山装的他们,许多都成为国之栋梁,有王绍光、陈兴良、姜明安、何勤华等中国法学界赫赫有名的名字,但也有人,早早便离开人世。

陶景洲还记得8年前,他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夏夜平静。他本想多留几日,但次日一早,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小陶啊,赶紧回来,哥们儿今晚上得聚聚,多少年没见了。”老同学的电话让停留的计划泡汤,他随即搭乘飞机驶离地窝堡国际机场。

1年前,还是夏天,他去法国尼斯,在英国人大道上散步。行程较短,没等到国庆日就离开了。结果到了国庆日,一辆血腥的白色大卡车闪现了,它碾向英国人大道上的人群,制造了震惊全球的“7·14尼斯恐怖袭击事件”。

陶景洲继续说,他坐过的一架飞机在刚起飞时驾驶舱起火,所有人在疏散后脸色惨白。还有一次飞机降落时跑道不够长,机身重重摩擦地面,不得不又飞起来。

“如果晚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如果。

陶景洲说这就是他的命,他知道自己幸运,须对得起这命运。他在朋友圈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京畿繁华,须知乡村荒芜;施惠宇内,勿忘西部大凉。”

至于律师这个职业,真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陶景洲总是西装革履,在红酒与星光璀璨中来往,和一些人拥抱,碰杯。但是那些伏案工作的日子,查阅卷宗,为一份合同熬得眼睛通红,以及开庭后短暂的放松,不小心流露的疲惫,都是属于他的劳碌命。

2008年,他作为北京奥运会临时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小时还在审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接到通知,拿到3厘米厚的英文申诉书,3人小组,临时仲裁庭在24小时内给出结果。这一连串的过程半点都不能耽误。一个疏忽,就可能造成金牌归属失误,国与国之间的不愉快。

如今他把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管得挺好,几件主要的业务领域如国际仲裁、国际兼并收购、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正是他当年想要的“实务为国”。

置身于一个“难歇”的环境,却不被压垮,应了他说的一句话,“人要以平常心,积极地活着。”

5

1978年12月,诗人北岛在一本著名诗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思想解放,西学优先,极聪明的个体生命的盛开是大势所趋。虽然怀抱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态度,但他们都有同样的忧患意识、价值关怀和使命感。

陶景洲的北大课堂笔记

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北大法学系80多位老师,共开20多门课,好课都是口口相传。有一回,陶景洲听说有位开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课的老师,叫龚祥瑞,上课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无所顾忌。他心下好奇,想听听这位新潮老头的课。

陶景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他总提前10分钟到教室,也不点名,头发掉了不少,但梳得锃光瓦亮。年逾古稀,还穿牛仔裤,但不管怎么穿,都干净整洁。他声儿大,人也易激动,学生被引得笑,他也跟着笑。有次一激动,嘴里的假牙掉出来,隔壁同学都听到那震破天花板的笑声。

陶景洲发现,这位老人和底下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都充满热血。

能够上龚祥瑞的课是有福的,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最后都钻进了龚祥瑞的课堂。陶景洲的上铺兄弟何山后来专门带照相机去教室,为的就是拍龚祥瑞的表情。

再后来,这群法学青年已不满足于课堂。许多下午,他们约着一起去中关园东边的老楼,那是龚祥瑞教授的家。一个老人,一群青年,一个小庭院,院子里开着红色的月季。他们从欧美政治和宪法聊到中国的法治进程,直至月明星疏,老人拿出一瓶白酒,学生买来毛豆和花生米。酒酣人乏,月落西窗,青年们睡得东倒西歪。

老人成了盲人奥里翁,青年得到了光亮,他们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如果太阳不升起来,他们愿意变成唯一的光。当太阳出来时,他们就化在那光里。

6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4人留校,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留学。

陶景洲的北大毕业证书

陶景洲在巴黎大学城的住房卡

巴黎像一个生态平衡的岛屿,陶景洲觉得自己成了突降的蚂蚁。他只会说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下了飞机,他站在快餐店门口,走了几个来回,有种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谁都看不见蚂蚁,蚂蚁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连路都不会问。

头两年他过得很苦,他想念那个热气腾腾的北大,7人一间的破宿舍。

“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陶景洲《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

但巴黎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法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地位重大。国家派他来学习,他怎么都得镀层金回去。

他开始提着录音机去上课,回去一遍遍地听。有一阵子,他像宿舍楼道上的幽灵,在夜里“咚咚”地敲同学的门,挨个儿敲。“这句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理解这儿?还有这里?”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笔笔记下来。

就这样过了半年,语言不再是问题,法律之门正式对他敞开。两年后,陶景洲进入法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每天清早去事务所,晚上八九点回家。他告诉自己,你应该务实,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中国需要律师。

那年他27岁,在法国做律师,制定合同,处理纠纷,保护客户利益,对未来问题做预测。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律师制度与中国最高法院,中西法律在他的脑子里贯通了。1年后,他协助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中国。

几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律师拥有了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已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社会应付自如。1991年9月9日,他离开了巴黎,回到北京。彼时,祖国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度接纳外国投资者。他随之接掌一系列反倾销案件,协助世界知名企业在中国的兼并收购,审理数以百计的国际仲裁案件……种种成就,不一而足。

1982年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事实上,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曾有一位媒体记者描写陶景洲:“回国近20年来,他无疑在不断实践着自己实务为国的诺言。他说,每个人每天都站在凯旋门广场,面对12条大道,选择不同的路,都是选择了不同的可能性。而陶景洲只是坚持着自己选的路,法律实务。”

在陶景洲的职业生涯中,理性,周全和预判成为惯用的思维工具。他喜欢看鲁迅的书。那一代读着鲁迅作品长大的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家国之思。他们试图介入现实,对社会有所助益。西方文化中秩序、规则、逻辑,包括幽默感,巧妙地混合在他身上,但同时,他仍像故乡人一样喜爱热热闹闹,爱吃,爱酒,只是越发喜欢红酒,也不太会喝醉了。

50岁的时候,他说自己干到60岁就退休,写写文章,到处走一走。“你明年就60岁了”,我说,瞅着他依然乌黑的头发。

“不行啊,还得再忙7年。”他说,“你看,我这头发还黑着吧,没染过。”

“真的退休了,怕也没法全歇下来。”他说,“也许会找个安静地方,和几个老友,一杯红酒话平生。”他下意识地转了转玻璃杯,冰块借水浮起来,又渐渐融化在水里。

7

前不久,陶景洲去浙江德清转了转,四合院里乘凉,绿树成荫。他想到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多少年没回界首,记不清了。北京成了家乡。

不少次经过北大,一个恍神,陶景洲看见一个熟悉的藏青色的背影。

是个少年。他背着硕大的行李走进一幢3层高的宿舍楼,推开黄色的窄门,笑嘻嘻地往床上一坐。武树臣趴在桌上翻《唐律》,上铺何山正打着呼,一咕噜翻起来,“你小子回来啦?克强可与你一起?”

何勤华裹着暖腰带,拿着扇子蹲在门口煮米饭,忽然闻到一股清甜,“王志勇给我们送福建荔枝来了!”

等到姜明安趿拉着军用胶鞋从图书馆回来,他们骑着自行车,到颐和园看露天电影。晚上喝了几瓶啤酒,躺在床上闲扯。庄宏志开始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完了,四下一片寂静。“他妈的,你们该不是又睡着了吧?!”他吼完,盖上被子。

“十年后,我们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的红旗下相聚。”不知谁最后说了一句,便再没声了,窗外,黎明悄悄地来了。■

来源于《文汇》

主编邮箱:xinshuping@pangoal.cn

陶景洲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执行合伙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84年取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DEA高级文凭,以英国和法文出版了多本关于中国商事法律和国际仲裁的书籍。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一直为《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他的业务领域包括国际兼并与收购、国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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