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188-0018-6806
  • harveyyan@zhongyinlawyer.com

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这群中国精英,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耄耋老人居然做出司法部都干不了的事,这群中国精英,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原创 德国优才 德国优才计划 前天

疫情以来,

中美关系多次进入僵局,

之后中印发生冲突,

美国更是在其中煽风点火。

要放在几十年前,

与美这样的外交境遇,

一定让外交官们焦头烂额,

因为,我们在1993年,

几乎不能与美国交流!

是什么,让中美谈判有了起色?

这段往事,尘封多年,

一提起,没有人能不落泪!

这次的主角,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他们被称为,东吴学士,

无权无势,

却做了司法部都做不成的事,

然而他们已经被我们所遗忘!

他们被发现,全凭一次偶然。

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

在翻看资料时,惊奇发现,

我国居然还没有一本,

适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词典》!

泱泱东方大国,

缺少这样一部法律,

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上,

与执行英美法的国家,

如美国、欧洲等国,

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

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就拿19世纪70年代,

中美谈判僵化一事来讲,

中方与美方,简直是“鸡同鸭讲”,

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国外交官,

在谈判里无法守住一席之地。

中美谈判

所以,当薛波知晓这件事后,

寒毛直立,因为他知道,

改革开放近15年的中国,

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外交,

缺少这一部法律,

相当于鸟无双翼,寸步难行!

作为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

他急啊,

立马召集几十名年轻学者,

每天工作16小时,苦苦奋战两年,

可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时,

却遭到了英美法的学者们一致否定。

学者们告诉他们:

“年轻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

而是英美法教育,

已经被你们割断30年了,

又怎能一朝一夕就接上血脉呢?”

听到这个讯息时,

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

上哪里找,

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呢?

找不到,这事就只能搁浅了。

可这事,不能拖啊,

必须要看到一些民族的曙光,

去填补国家在这一块的空缺。

皇天不负有心人,

偶然的一次机会,

让他了解到,

原来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一批法学前辈,

还生活在上海!

他内心翻涌激动,

要知道,东吴大学是我国,

无数名法学权威的母校,

曾经出过6名中国籍法官,

更是中国,

唯一一所系统教授英美法的大学!

东吴学者的法学知识有多深厚?

1946年,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

蒋介石找遍整个中国都没人懂英美法,

最终点名去东吴大学要人,

结果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团队,

包括法官、检察官、顾问等,

几乎都来自该校!

东京大审判

薛波立刻意识到,

只有这一群学者,能帮咱们了!

但他也知道,这一行邀请,

可能是“成少败多”。

毕竟,这一群学者,

曾经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东吴大学的很多毕业生,

在过去中国最大的冤案时期:

文革期间,被剥削了整整30年的青春!

如今,再邀请他们,

为国家做贡献,他们肯吗?

即使他们愿意,

但他们已经平均年龄80多岁了,

身体又是否允许呢?

怀着忐忑的心,他来到了上海。

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

就促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直教人热泪盈眶。

一开始,薛波总是碰壁。

一些东吴老人,

心里早已是无可愈合的伤痕,

让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

当他拜访一位东吴老人时,

他发现她把过去的苦难、

专业知识忘得一干二净,

“她越平静,

我就越觉得我们可怜,

不知是怎样一种力量,

才让社会的知识分子绝望。”

这种无力感,让他十分悲怆。

文革里的喷气式批斗

但后来拜访的人物,

却让薛波的心灵,受到真正的震撼。

有一次,他拜访了卢峻先生,

他是东吴大学与复旦大学双学位毕业生,

1933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一书,

在国际上曾享有盛名。

卢峻(1909~2000)

尽管在来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课,

这一批老人,

可能已在过去30年间,

受到生活不公平的折磨。

但当他敲开卢老的房门时,

还是被震惊了。

这间房子,

大概称得上上海最质朴的民居了!

走两步就能走完的房间里,

最值钱的电器,

就是巴掌大的电风扇,

12元钱买的。

卢老已经90多岁了,

他的一目已失明,鼻梁上挂着,

用纸糊了一只镜臂的眼镜。

他蜷缩在被子里,

病了,却不敢去医院,

甚至连药也抓不起。

薛波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

没有人能想到,

这位《哈佛法学评论》,

每期都要给他寄样刊的老人,

此时面容竟如此苍白,

在残酷的生活面前,

他的学识根本无人知晓!

思虑了很久,

薛波还是提出了请求:

“不管什么原因,

世人可能会忘了您,

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

卢老的一只耳朵有点背了,

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说:

“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

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

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卢老的眼里,泛着许久没见的泪花。

上世纪50年代东吴大学被勒令整改,

文革期间,

他不能在国内接触任何法学知识时,

他都没有落泪。

可这一刻,当国家第一次提出:

“我需要你”的这一刻,

他落泪了,他说:“我答应你。”

这四个字,明明语气十分微弱,

而在薛波耳中却掷地有声!

仿佛在卢老心中,

自己从未被时代辜负,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在风烛残年之际,

再为国家做贡献。

和卢老类似的,还有被称为:

“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nan,第二声)先生,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里,

他的排名位于胡适等大家之前。

周枏(1908~2004)

这样一个法学精英,

在风华正茂时,

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

20年,

本可在法学界有进一步造诣的他,

只能隐姓埋名。

如今,他住在一个破败的两层平房里,

一个单门冰箱,一台黑白电视,

就是他所有的家当。

当听到能重操旧业,发挥价值时,

他的眼睛,充满了光。

除了卢老和周老,

让薛波记忆深刻的,

还有一位高文彬老人。

他是迄今为止,

仍健在的参与1946年东京审判的学者,

是他从浩瀚卷帙中找到,

两名原可逃离法网的战犯犯罪的证据,

立下一大功绩。

他本可在法学领域继续深造,

却在1952年,

因参加过“东京大审判”,

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下放到鄱阳湖修大堤,

每天起早贪黑去挑土,

完全没有时间搞学术。

可就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

他仍然咬牙坚持,

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学习,

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直到平反。

高文彬(1921~)

1980年,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

脸上的风沙,

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重量。

他终于得以平反了,

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可作资金补偿时,

他一口回绝。

是啊!

“难道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是能用钱补回来的吗?”

一个学者,当他求知若渴,

正属于学术生涯上升期时,

突然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把他的前途全部残忍扼杀,

又怎能让人轻易释怀!

可当薛波找到他时,

他却把编纂词典的任务,

一下子抗在了肩上,毫无怨言。

因为在他们心里,

可以不原谅过往的历史,

却从来没有不爱过自己的祖国!

散落在华中的14位老人,

经过薛波30余次的走访,

终于找齐了。

之后,他们投身到了,

《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中。

一开始,薛波很担忧,

老人们的身体会扛不住,

毕竟,他们的平均年龄已高达84岁!

可老人们忘我的热忱,

是他无法想象的,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

投入的精气神,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有一次,仅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

卢峻先生与同僚吵得面红耳赤;

卢绳祖先生写下长达6页、

2000字的注释,

直至脑痉挛进院……

在日常的修订中,

老人们有异于常人的毅力,

去克服一切困难。

王毓骅先生视力严重弱化,

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

而简陋的家中没有阳台,

因此每次,

他都要跑到远居的女儿家审稿;

潘汉典先生把审稿看的比生命重要,

甚至在手术前2天,他挂着尿袋,

也要把稿子审完……

潘汉典(1920~2019)

而曾写出《最高法院条例》、

《刑事罪条例》的蔡晋先生,

在接受审订《词典》任务时,

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临危受命,

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身体过度劳累,

间接加重病情,

最终,他没法看到成品的,

《英美法词典》一眼,就阖然离世。

整个《英美法词典》修订的过程,

历时整整九年,

没有鲜花,没有正规部门支持,

没有基本的经济支柱,

甚至连正规的办公室都没有,

可他们毫不计较这些,

每一部分的修订好,

就是他们最欢欣雀跃的时候,

开心的笑脸,真的就像小孩子。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词典》审订学者合影,左起分别为:潘汉典、周枏、卢绳祖、许之森、蔡晋、徐开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诸先生

是啊,他们如小孩般纯粹,

尽管他们知道,

这本词典一定会名垂千古,

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署名”二字。

卢峻先生,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还惦记着:

“(词典)千万不能署名!

我年轻时就这样。”

在这一群被时代辜负的知识分子,

废寝忘食的努力下,

《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出版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收录的次条多达4.5万个,

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整整3倍之多!

史诗级的震撼,

不仅挽救了中国当时外交的窘境,

更是刺激了一代人的心灵。

在感动之余,

许多人不能理解,

他们是如何把时代的苦难,

一点点磨平,

仍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潘汉典先生的话,

也许能给出答案: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

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

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对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

荣华富贵、安逸稳定,

并非他们心之所向,

正如卢峻先生的女儿对薛波所言:

“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

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他们最想做的,

是利用丰富的学识,

为社会贡献,为国贡献!

可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理想,

却在过去动乱的30年里,

无数次被搁浅。

剥夺他们学习的权利,

就等于剥夺他们的性命,

可面对那个荒唐、可怖的时代,

他们却完美践行了东吴大学的校训: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法学精英,

因为一本词典,重新被时代记起,

他们义无反顾、奔赴理想的模样,

让人动容!

可遗憾的是,

如今,当我们翻起《英美法词典》时,

有多少人能数清他们的名字?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

这些名字,我们不该忘记啊!

词典的出版、

老人们的贡献,这远不是结束,

我们在敬佩他们的同时,

也应对时代,当下或者过去,

进行深刻的反思。

要知道,在词典出版时,

国家司法部有一位部长评价说: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

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

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纂,

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系统都做不了的事!”

这一群无畏付出的老人,

填补了当时司法系统的空缺,

他们的赤子之心,

让更多国人,看到了那一段历史,

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今年,

是《英美法词典》出版的第17个年头,

在这17年里,

我国的外交体系越来越完善,

在国际上也能挺直腰杆了,

而在这背后,

不知有多少像这群老人一样,

默默付出的耕耘者!

当我们再次开启这段尘封往事时,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同时,今天,请让我们一起向这群,

曾经被时代遗忘的法学精英们致敬!

感谢他们的肝胆相照,

影响无数国人,

感极而泣,铭记历史,发奋报国!

我们的祖国,

正是有这样的时代精英,

才让我们愈变愈强,

也希望我们永远,

尊重他们!善待他们!

阅读全文 →
Harvey Yan

您有什么想法?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