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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让人哭过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陈丹青:让人哭过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本文转自知道乎专栏 木木星 star

“现在世界上都不太会出大师了”—-陈丹青

他是狂人,从孔林杏坛骂到清华学堂;他是匠人,知青六载无人识,组画七篇举世知。

三十多年来,陈丹青和他的《西藏组画》一直是被美术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中国很难有另外的一幅油画作品能够在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上与之相提并论并被业内人士所津津乐道。


从文革前到文革后,再到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在这种转变的过程里,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机器对待艺术的态度变换:

这是一个从艺术从属于政治,艺术为政治服务到各谋生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的转变过程。

陈丹青,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挣扎在传统与变革中的画家。

他出身在1953年的上海,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之时。

当时的上海亦是中国境内最摩登最西化的城市,艺术气息比较浓厚,幼年时期的心里景观,绝大多数都是西式建筑,而非民族建筑。

父亲因喜爱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为他取名“丹青”。

孩童起名,既含辈分,又存希冀,“丹青”之名,虽未有让其学习绘画之意思,但陈丹青的孩童少年时代却深受其父艺术文学的熏陶。


陈丹青的父母、祖父母都是民国人,日常耳濡目染中学会了民国的言行举止,德行做派,这也是他如今经常身穿长袍唐衣的缘由之一。

人总是会怀念生活过的地方,他的习惯便是他的天堂。

父母是对孩子影响最深的老师,家庭的氛围,家风熏陶,看似有意或无意,但家族的信念会慢慢沁入心里,成为思想与身体的一部分。

少年坎坷

1957父亲陈兆炽被划为右派,隔年母亲也遭遇同等对待,孩童少时的他便背负了富反坏右罪名,处境岌岌可危。

这场“清洗”运动里,家中书籍、画册无一幸免。

陈丹青难过得整日未说一句话,一日父亲捡到张扑克牌,背面是俄国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临摹,他画得栩栩如生。

14岁那年,他跟着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去画毛主席像。



在好几米大的铁皮或墙面上画,两年期间画了120多张毛主席像。

“功夫”二字全然寓于时间之中,白天他画像,夜晚就临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素描。

然而当时的条件却十分有限,他的第一幅涂抹的“油画”,是用别人送给他的颜料来临摹列维坦的风景画,颜料涂在上海叫做“鱼皮胶”的小纸板上。

画完后的他大为得意,立刻举起来,朝着电灯泡欣赏油画的反光,可是毫无光亮,后来才知道那是水粉色。


陈丹青初中毕业就遭流放。16岁的少年背井离乡,辗转于赣南与苏北条件恶劣的农村插队改造。

“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全部黑下来了。我是上海大都市长大的然后就那么一个油灯,我们三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我记得一晚上几乎醒着的。

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我们被子上窜来窜去。第二天早晨下雨,那种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非常茫然。然后出来叼根烟,看着那个秧田,那个四月份下雨的山,就是绝望,脑子里是空的。”

六年的知青生活赋予了他倔强的品格在赣南第一年学会吃辣,懂得种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肥料使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洒向菜园。《荒废集》P357)连根带泥大口啃食花生。


陈丹青创作的连环画封面《边防线上》

让人哭过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陈丹青后来在《幸亏年轻》文章中用着满是欢愉的笔意写道: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

六年的生活荆棘满脚,茫然矛盾,举步维艰。那时的他下地插秧,苦透了。

一边插,一边手指缝渗血,山里的地,是沙地。伸到水田里晃晃,血迹淡了,继续插秧。可是插秧回来,蚊帐里举一本“普希金”看看,顿时就有了巨大的快乐。


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戏谑那般,纵然知青下乡满是艰辛,但提笔写出却是满纸戏谑。

上山下乡致使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荒废,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

但是好在在这些知青当中,有着这样一批人在下乡“修炼”的过程中,从现实的痛苦中汲取生长的营养,并不断训练着自己所爱的技艺。

崭露头角

1978年高考恢复,陈丹青以同等学历身份,英语零分被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

学制两年,指导老师为教授吴作人,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皆为当时名家。

适时东风解冻,拨乱反正,回忆起25岁的研究生学习历程:

上课那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做好,他就说:“现在,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作为研究生班里年龄最小的学员,他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就是匆匆赶往画室,在一隅角落里构思创作。

1980年陈丹青二度进藏,创作了毕业创作《西藏组画》这也是他的艺术生涯中所迎来的第一个高峰。


《西藏组画》放弃了在中国风行二三十年及在中央美术学院所学习的苏派绘画传统,用法国学院派绘画传统厚重的画出一位位藏族人物,让当时的美术界耳目一新。


谈及灵感,他在《谈话的泥淖》中写道:我不会老是回想三十多年前画画的情形。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这过道的光继续画,然后,同样是在门口过道,炒菜煎鱼做饭。西藏河里的鱼没有鳞片,很便宜,一块钱好几斤。

笑对风云

1980年陈丹青毕业留校任教,而后又辞职移居美国。2000年陈丹青回国并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因对教育制度的教条、刻板难以认同,遂于04年10月愤然辞职。



他说:“归根结底,所谓“纯艺术”者,从概念到形态,日新月异,变化剧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处于空前融会交叉的暧昧状态。

“艺术教育”更无现成固定的指归与标高,兹事体大,不及详说,可说者,是应赶紧全方位解放思想,放手教学,以“无为而治”治之,始为上上策。

而本院虚拟之“清华模式”,皆反其道,所订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挂学术之名,行行政之实,徒以名目繁多为快事,诚“伪学术”伎俩是也。”

工美之于清华,摆设也;绘画系之于工美,犹摆设之摆设也。清华美意,本院苦心,众人固然领会,本人理应沉默,上焉者超然,下焉者混事。

唯无功受禄,中心惭愧,兼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实在不会敷衍。今决意不做应景之谈,专从问题处着笔。

三年来违心听从教条摆布,无异做戏。目前心情,适可以两句话作结,谨供上下左右一笑:敬功利远之,恪尽己能。与教条共舞,维持现状。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合作的人,无数的媒体,讲座邀请他,指望他能“立公心、谈公论”。结果常常是让主办方灰头灰脸。

一身长袍,他特立独行,思考自己的思考,选择自己的选择,不被高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不为大学教授的名誉而折腰。

离开清华后,陈丹青策划了两个大型美展。展序里直陈:

写生与临摹有可能被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轻视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生更是逐渐被贬值,大家就对着照片画画,写生已经在画家实践中全面退场,30年来,全国院校师生的写生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事实上第一代的写生仍没有过关。


这样的言论似乎与目前艺术院校里每年张报的“年度佳绩、重大成果”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就是这样不合作、不妥协的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恰恰是陈丹青艺术中艺术底蕴的来源,是情感品格的自然体现,既浸透了他的自身经历,又包含他对艺术,对社会,对学生的深切理解、怜悯和尊重。

如今的陈丹青,仍然敢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与观点,并大声疾呼,仍努力在复兴中国美术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在无数人积极寻求可以被容纳于体制内的运气时,他早已跳脱规则之外。

在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追寻成功和虚无名利时,他收获了内心的安稳与富足,用平凡消解权势,用丹青保存记忆,活得洒脱尽然,如此狂妄而又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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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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