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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益债投资的法律难点与风险控制——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性质及清偿顺位

共益债投资的法律难点与风险控制——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性质及清偿顺位

原创 杨芮 东方法律人

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及中央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改革脚步,“破产重整”一度成为热词。对金融行业,尤其是不良资产行业来说,破产重整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破产重整关乎企业生死,其中,新融资的注入往往是重整成功的关键,因此,共益债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此外,共益债在破产清偿中还具有一定的优先顺位,因此成为投资人较为关注的一种破产重整项目切入方式。近年来,部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设基金参与共益债投资,[1]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则创新发行了部分共益债融资产品,[2]可见共益债投资在市场上已有较多成功案例。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1.在破产程序中为债务人发放的新增借款是否能被认定为共益债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作为重整投资人以借款方式支付的重整投资价款是否能被认定为共益债务?

2.在破产程序中为债务人发放的新增借款的法定清偿顺位如何?是否可优先于税收债权、职工债权?是否可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或其他优先债权?

3.为债务人发放新增借款的时间介入点如何选择?能否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介入共益债投资?能否在预重整阶段介入共益债投资?

一、难点一: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性质认定

(一)《企业破产法》关于新增借款的性质认定

在破产程序中为债务人新增借款,其性质到底是否为共益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规定,一笔债务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方可构成共益债:(1)发生于破产申请受理后;(2)系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发生,而非为部分债权人的个别利益而发生;(3)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42条规定的债务类型。[3]《企业破产法》第42条对共益债类型进行了封闭式列举,且并未规定“借款”这一债务类型,因此,在《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新增借款即便是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产生,但其是否属于共益债务颇具争议,争议焦点则为借款是否属于《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所列的“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法院是否会将新增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4]投资人也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

(二)《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关于新增借款的性质认定

为解决破产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为满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相关标准,2019年《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出台,并于该解释第2条对新增借款处理方式的实践争议进行回应。该条明确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提供借款的债权人主张参照企业《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的规定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其主张优先于此前已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的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新增借款的共益债性质,但明确参照共益债的相关规定,支持投资人关于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的主张,使得《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封闭式列举取得一些解释空间。但是,条文使用“参照”,而非“按照”,并强调优先于普通债权,而对其是否优先于职工债权、税款债权语焉不详,导致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

对此,就《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出台后的实操经验而言,总的来说,将新增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应不存在太大障碍,实操中,投资人可于债权人会议决议及重整计划中写明新增借款作为共益债的性质,提前取得司法确认,以增强交易稳定性。

(三)重整投资价款能否被认定为共益债务

重整投资人参与破产重整项目时,有时会以股东借款等形式向债务人发放重整投资价款,由此,重整投资价款即具有借款外观。《企业破产法解释(三)》第2条明确规定新增借款的用途必须为“为债务人继续营业”,那么,具有借款外观的重整投资价款能否被理解为“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被认定为共益债务呢?对此,大多数观点认为具有借款外观的重整投资价款并不当然依据此条规定享有共益债的清偿顺位。原因有:一是司法解释三的出台目的系保护破产债权人,并非针对重整投资人提供保护;二是重整投资方式多样,重整投资的收益并不简单是债权收益,有可能搭配一系列利益安排,如实现对破产企业的资产或股权并购等,其与单纯为债务人继续经营而发生的借款有所区别;三是重整投资价款的用途往往是用来清偿破产债权,与法律规定的“为债务人继续营业”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重整投资价款即便具备借款外观,也并不会当然被认定为共益债务。但是,笔者理解,若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及法院等主体均认可将具有借款外观的重整投资价款认定为共益债务,法律亦不禁止这样的安排。实操中,重整投资人可严格履行共益债的法定程序,取得对共益债性质的司法确认,以保障交易稳定性。

综上,一笔破产程序中的新增借款可以被认定为共益债务,但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发生于破产申请受理后;(2)系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发生,而非为部分债权人的个别利益而发生;(3)借款用途为“为债务人继续营业”;(4)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5)具有借款外观的重整投资价款在履行共益债的法定程序、且以记入重整计划等方式取得司法确认后,可理解为共益债务。

二、难点二: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清偿顺位

应引起共益债投资人注意的是,共益债务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性并不是绝对的,共益债务至少并不优先于抵押债权等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5]但实践中,破产企业往往已用足所有融资工具,有财产担保债权尚且常常无法全额退出,何况后顺位的共益债权。此外,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优先于普通债权的主张可以得到支持,但其清偿顺位能否完全取得共益债相对于职工债权、税款债权的优先性,实践中也不无争议。因此,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法定清偿顺位如何、能否取得一定程度的“超优先性”,应引起投资人的关注。


(图一:破产程序中各债权清偿顺位)

(一)新增借款是否优先于税款债权和职工债权清偿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3条,共益债优先于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随时产生,随时清偿。[6]而《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则单独强调新增借款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那么,新增借款是否可优先于税款债权、职工债权清偿?

笔者认为,从司法解释出台的目的而言,该条款本意即为对破产债务人新增融资的现实需求予以回应,因破产债务人信用风险较大,其资产往往连有担保债权都无法全额清偿,新增借款债权人本就承担较高风险,如再将其清偿顺位理解为仅仅优先于普通债权,无异于增加融资障碍,可能导致立法目的的实现打折扣。而且根据体系解释,《企业破产法解释(三)》既然明确新增借款参照共益债处理,则其相对于职工债权、税款债权的优先性应为题中之义,强调优先于普通债权也并不与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共益债优先顺位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因此,新增借款理应参照共益债,与共益债保持一致的清偿顺位。

王欣新教授则认为,此种争议的出现在于对“普通债权”的理解偏差,普通债权是相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而言的概念,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亦属于普通债权的一种,新增借款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则当然优先于普通债权中的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清偿,此乃新增借款债权人的法定权利,亦不需与职工债权、税款债权的债权人协商确定。[7]

《企业破产法解释(三)》出台后,已出现部分司法判例,直接将新增借款的性质认定为共益债务,并按照共益债务的清偿顺位进行处理。深圳企业破产法庭在深圳市瑞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即将瑞某公司重整期间的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务,认可其共益债务的优先顺位。[8]

(二)新增借款能否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等优先债权清偿

前文已述,在特定资产上,共益债并不优先于该特定资产上的抵押债权等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这导致共益债投资可能很难满足投资人的风控要求。

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性的原理来自于破产别除权。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一般遵循集体清偿、统一分配的原则,但有财产担保债权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并不就担保财产与其他债权一起参与集体清偿,而是就担保财产的价值优先清偿。担保财产价值覆盖担保债权后仍有剩余的,将按照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其他破产债权的顺序进行分配;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覆盖担保债权的,则担保债权未得清偿的部分将与其他破产债权一道参与集体清偿。因此,就担保物价值而言,共益债权劣后于该担保物上的担保债权。

根据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还有一些其他法定优先权利比抵押债权更优先,如建设工程款债权、商品房消费者权利等。此外,在破产项目实操中,如担保物上存在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其变现价值将可能优先冲抵土地出让金,再对担保债权进行清偿;如破产项目的维稳问题比较突出,如部分房地产企业破产项目中,小业主矛盾非常尖锐,则小业主债权的优先范围亦可能超过法定边界。因此,如破产项目中存在上述情形,共益债的清偿顺位将更加靠后,其将劣后于工程款债权、小业主债权等法定优先债权及有财产担保债权,甚至于实操中劣后于部分关涉维稳的债权、政府债权等。

据此,投资人如拟参与共益债投资,应对破产企业的债务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尽职调查,不可想当然认为共益债的法定优先性即足以支撑己方资金退出;同时,亦应对破产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尽职调查,排查破产企业在覆盖优先债权后是否仍有剩余资产,足以覆盖共益债投资资金。结合破产企业资产、负债的尽调情况,投资人在进行共益债投资的风险判断时,可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判断破产企业是否有充足的资产足以在覆盖优先债权后对共益债资金进行保障;二是考虑通过协商使共益债取得更优先的清偿顺位,将其清偿顺位排在抵押债权等优先债权之前。

对于第二点,实践中不无争议。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未规定共益债可获得更加优先的清偿顺位,但笔者理解,立法层面也并未禁止私权利主体通过协商自主对自己的权利状态进行安排。破产重整中利益主体众多,利益安排多样,不排除一些优先债权人经过综合判断,为博取更大的利益而自愿放弃部分眼前的优先权利。例如,如共益债资金可对抵押物起到保价甚至增值效果时,相比于在现状下接受较低的清偿率,抵押权人可能会优先考虑引入共益债资金从而提升自己的清偿比例,或者就抵押物增值的部分与共益债投资人展开协商。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共益债投资人主张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的,法院不予支持,此乃对共益债“超优先性”的禁止性规定。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结合立法本意,对条文进行过于绝对的解释可能会导致立法目的难以实现,部分情形下,新增融资无法进入将导致重整整体失败,无人获益。因此,不应剥夺私权利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商业判断及自身权利安排的权利。实践中,某资产交易中心率先探索共益债“超优先性”的适用,说服既存担保债权人自愿签署同意劣后于共益债务融资受偿的承诺书,已在一系列房地产企业破产重整案中适用并获得成功。[9]因此,笔者认为,实操中,共益债投资人可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积极与优先债权人、破产企业等进行谈判,并可寻求管理人、法院、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助,如可通过协商取得一定的“超优先性”,则应注意将新增借款的优先顺位安排明确于重整计划中,提前取得司法确认,以保障交易的安全稳定性。

三、难点三: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介入时点

新增借款若想取得共益债的优先顺位甚至是“超优先性”顺位,应满足共益债产生的时间要求。《企业破产法》第42条明确于破产申请受理后产生的符合条件的债务,可认定为共益债务。随着破产重整项目多样性的提升,实践中出现两个争议问题:一是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通过后执行完毕前,即破产重整程序终止后、终结前发放的借款是否满足共益债的时间要求?二是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前(如预重整阶段)为全体债权人利益产生的借款,是否满足共益债的时间要求?


(图二:破产重整流程图)

(一)能否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介入共益债投资

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形,即重整计划已经法院裁定批准,但尚未执行完毕,重整程序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尚未终结,在此期间,债务人为继续营业存在融资需求,能否对其进行共益债投资?

笔者接触到的部分管理人认为,“共益债”这个概念仅存在于重整期间,重整程序终止后,就无所谓共益债。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对企业破产法的体系解释而得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69条、[10]第75条、[11]第89条,[12]《企业破产法》已明确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应将营业事务移交给管理人管理或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自行管理,在此期间,可对外借款,亦可对外担保,但应经债权人会议或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后,管理人即应将营业事务重新移交至债务人,债务人即可自行经营。部分实践观点据此认为,企业破产法强调重整期间可对外借款、对外担保,言下之意不是重整程序终止后反而不能对外借款、对外担保,而是因为重整程序终止即意为着债务人已获得重新自主经营的能力,当然可以自主决定对外借款、对外担保,而不须再经债权人会议或法院审批。至于破产债权人,其权益均已于重整计划中进行安排,只需等待执行结果即可,而无需再对债务人的相关行为进行表决;如因债务人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行为导致重整计划执行障碍,则按照《企业破产法》第93条的规定,[13]进入清算程序即可,届时,若债务人已为原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出现的借款提供担保的,则该借款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否则,则视为普通债权。

此外,该实践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解释(三)》第2条亦表述为“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按照前述体系解释,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进行借款,只可能发生在重整期间,因为重整终止后,已不存在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进行借款这一行为,而是已获得自主经营权的债务人自行借款。因此,通过新增借款的方式参与共益债投资,只可能发生在重整期间。

但是,刘贵祥等发表的《

笔者认为,此时可分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是,破产债权人均已按照重整计划获得清偿退出,则此时因债权人会议已实质丧失存在基础,新增借款及担保即无需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按照《公司法》规定取得债务人有效内部决策文件即可,但该等情形下新增借款亦无法按照共益债投资的逻辑进行理解。此外,鉴于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其仍有可能因部分事项执行不能转入清算程序,此时投资人亦应估算破产清算状态下投资资金退出的可能性。第二种情况是,破产债权人尚未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获得清偿退出,则此时新增借款及担保有可能对债权人利益造成影响,尤其是如因重整计划执行失败转入清算程序,既存债权人的利益将直接因新增借款的注入发生稀释,因此,稳妥起见,此时的新增借款、担保及其在重整失败转清算时的清偿顺位安排等均应取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如条件允许,并应以取得管理人或法院的书面确认为宜。

(二)能否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预重整)介入共益债投资

近年来,随着预重整实践的推进,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产生的借款能否被认定为共益债这一问题得到了广大投资人的关注。预重整制度的核心目的是提前解决重整程序中的难题,就债权人清偿、债务人经营、重整投资人介入等难点提前进行安排,以提高重整成功率及重整效率,最大限度保存债务人财产价值。预重整阶段,破产债务人即已具备破产原因,部分地区实践中,也已要求法院履行预立案、提前确认管理人等司法程序,[15]只是出于预重整制度的目的,尚未将案件推入正式的破产程序,待条件成熟后,再由相关主体正式提出破产申请并由法院受理。此种情形下,一方面,债务人的资信情况已无法支撑其正常融资,如不对新融资提供法律保障,新融资将难以引入;另一方面,预重整阶段的债务人企业亦存在维持生产经营、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等需求,该等需求亦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产生。因此,笔者认为,在预重整阶段的新增借款,在当地司法实践支持且符合立法及当地司法政策中关于共益债的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存在被当地法院认定为共益债的可能。近年来,已有部分地方法院出台的文件为此提供了依据,如深圳市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三十六条规定:“在预重整期间,债务人因持续经营需要,经合议庭批准,可以对外借款。受理重整申请后,该借款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清偿”[16];《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预重整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预重整期间的借款)预重整期间,经本院许可,债务人可以为继续营业而借款。受理重整申请后,该借款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清偿。债务人可以为前述借款设定抵押担保,抵押物已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抵押的,按照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顺序清偿。”[17]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规定仅为地方法院的规定,针对预重整阶段的共益债投资,目前并无全国范围内的立法支持。当前,国内预重整实践仍在推进过程中,尚无法律层面的规则指引,各地实践程度不一、规则不同。因此,预重整阶段的共益债投资,甚至于预重整本身,均尚须明确、统一的法律支持。投资人如拟参与此类项目,应充分考虑项目在法律或政策层面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破产程序中新增借款的风险控制建议

以新增借款的方式介入破产重整企业共益债投资,存在性质认定、顺位安排、时点选择等法律难点。因此,一旦操作不当,投资人为破产企业注入的资金即面临无法被认定为共益债、无法取得共益债的优先顺位、因企业资产不足以覆盖其他优先债权而无法顺利退出、错过共益债投资介入时点等风险。对此,结合前文分析,针对以新增借款的方式参与共益债投资的投资人,笔者提出以下风险控制建议:

(一)关于清偿顺位等风控要求

1.对破产债务人的资产、债务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模拟破产清算状态下是否依然能够满足投资风控要求。

投资人应充分意识到,在特定资产上,共益债的法定清偿顺位是劣后于该资产上的抵押债权、建设工程款债权、商品房消费者权利等法定优先权的,亦可能于实操中劣后于维稳相关债权、政府债权等。因此,须对破产企业的债务情况进行充分摸排。此后,结合资产尽调情况,判断债务人资产在覆盖全部优先债权后,能否满足己方投资资金的安全边际要求。

此外,破产重整中利益关系复杂,不可控因素较多,投资人须充分考虑重整成功的确定性,并充分考虑重整失败转为清算程序时,是否仍得以安全退出。需要注意的是,债务人自重整程序转为清算程序后,其资产变现价值往往面临较大折损,投资人应充分考虑该等风险。

2.积极与优先债权人谈判,博取“超优先性”,并取得司法确认。

投资人可积极争取新增借款的“超优先性”,但应注意因法律规定不明确,新增借款的清偿顺位应严格履行债权人会议表决、法院批准等司法程序,以提前取得司法确认,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关于共益债性质的确定

1.明确借款用途。

新增借款必须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产生,而非为部分债权人利益而产生。此外,投资人须注意,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2条及《企业破产法解释(三)》第2条的规定,新增借款的用途应局限于“为债务人继续营业”。投资人应于借款协议等法律文件中对借款的用途进行明确规定,以稳定共益债性质。

2.履行法定程序。

新增借款、新增担保等行为,均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参与共益债投资,必须履行前述法定程序。

(三)关于共益债投资的介入时点

1.原则上应于重整期间,即破产申请受理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前进行共益债投资。

在重整期间进行共益债投资,具备充分的法律支持,且不存在投资程序履行障碍。

2.如拟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即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后、裁定终结重整程序之前进行共益债投资,应分情况讨论。

如债权人尚未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获偿退出,此时进行共益债投资仍应取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以取得管理人或法院的书面确认为宜。即便如此,投资人亦应充分关注如因重整计划执行不能导致债务人进入清算程序,因新增借款稀释了原破产债权人的利益,投资资金的优先顺位安排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如债权人已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获偿退出,则笔者认为此时进行借款投资已无所谓共益债概念,但投资人应充分关注重整转清算时己方资金是否仍能安全退出。

3.如拟在预重整阶段进行共益债投资,鉴于当前就预重整阶段的共益债投资乃至预重整本身均尚无全国统一的成文法依据,投资人应首先考察当地司法政策是否为预重整共益债投资提供了政策依据,并应结合当地预重整实践程度及法院、相关政府部门等的要求进行综合判断,就共益债性质取得债权人同意及司法确认,并应充分考虑项目在法律或政策层面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其他注意事项

1.综合判断破产重整成功概率,避免重整失败。

重整失败转清算程序时,债务人资产价值往往面临较大折损,债权人、重整投资人、共益债投资人等各方矛盾大概率将面临激化,投资安全退出的障碍将显著增加。因此,投资人在投资前应充分了解破产重整的进展、各债权人及重整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的配合程度、当地政府及法院等的支持配合等,综合、客观地判断重整成功的概率。对于破产重整情势尚不明朗的项目,应谨慎参与。

2.对共益债资金进行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符合交易目的,以保障重整成功。

共益债资金用于债务人继续经营,往往是重整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因此,为推动重整成功考虑,亦为落实共益债的法定用途要求考虑,投资人应结合实际情况对投资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符合交易目的,保障重整成功。

3.加强与企业破产法院、管理人、当地政府的沟通联络。

破产重整项目利益关系复杂,过程中大量工作均需当地政府、企业破产法院的支持,管理人则可在项目推进中起到协调内部谈判及外部支持等多方位的作用。无论是以重整投资人还是以共益债投资人的身份参与破产重整项目,投资人均需与当地政府、企业破产法院、管理人等只能主体加强联络,以争取对项目落地及回收的外部保障。

[1]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设立的共益债投资基金已参与了大连机床等破产企业的共益债投资。
[2]参见孙建、李荐:《资产证券化:破解重整企业融资难的新路径》,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20年6月第45期“热点聚焦”栏目。
[3]《企业破产法》第42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
(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六)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4]如在广东省深圳市亿商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金卧牛失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2号)中,东莞市中院认为只有《企业破产法》第42条规定的债务才属于共益债务,该条列举中并未包括重整期间的借款债务。后广东省高院二审则认为,判断是否为共益债务的核心在于是否系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产生,而非债务形式,并将本案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务。
[5]《企业破产法》第109条: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3条第2款: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在担保物权消灭或者实现担保物权后的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中可用以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其他破产债权。
[6]《企业破产法》第43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三)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7]参见王欣新:《谈破产程序中为债务人继续营业借款的清偿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5月21日第07版。
[8]转引自“中国企业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深圳企业破产法庭将重整期间的借款认定为共益债务》,原载《深圳法院信息》第17期,2019年5月22日最后浏览。
[9]参见丁燕:《共益债务融资的实践进路与法律保障》,载《月旦财经法杂志》2020年6月第45期“热点聚焦”栏目,第36—57页。
[10]《企业破产法》第69条:管理人实施下列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
(一)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益的转让;
(二)探矿权、采矿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的转让;
(三)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
(四)借款;
(五)设定财产担保;
(六)债权和有价证券的转让;
(七)履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八)放弃权利;
(九)担保物的取回;
(十)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财产处分行为。
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
[11]《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2款: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营业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
[12]《企业破产法》第89条: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
[13]《企业破产法》第93条第1款: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14]参见刘贵祥、林文学、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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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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